作者：十割狂魔
如果有人类能跳出“美丽新世界”，克服舒适的诱惑，克服直面现实的痛苦，来到我们面前，并且要求真相。
那我会很高兴地将他纳入进我们的队伍里，甚至不介意给他做个手术，让他有能力成为我们的一员。
不过我估计这样的人很少，凤毛麟角都是最乐观的估计。
未来的实体，绝对是属于追求真理的那一批，相信我。
话说回来，既然东大愿意用他们的“工业克苏鲁”来帮我扩展“信息克苏鲁”的触手，那我倒是不介意与他们合作一下。
我强忍着激动，问了他们一个蠢问题，那就是他们相关设备的产能怎么样。
AI诊断的个人终端包括特制的手机芯片，高清摄像头升级、探针，以及测脉搏和血压的微动外接设备。
高端一点的就是医疗陪护机器人，以及医院里的CT等内窥设备、复杂验血设备等等。
如果再加上配套的电设施、医生个人终端、病房，以及大量的医治设备，那投资绝对不会低。
他们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大堆表格之类的统计资料，然后说保守的话，一年可以供给上万家医院的设备和配套设施。
“这也太过剩了。”我脱口而出。
当最基础的温饱、X欲之类被满足后，人类会
第四百零二章 怪物房
出于对他们说辞的怀疑，我接下来就去参观了一下供应商的工厂。
虽然早有预料，但我还是大开眼界。
我一开始很不解，他们留了那么多的产能富余量是为了什么，直到一位生产零件的工厂主告诉我，说他们买大一点的生产设备折算下来反而更便宜，而且及时转产其它产品也会，我才无话可说。
工业化+市场经济+全产业链，结果就是如此，即便是你不想要扩大再生产，社会也会推着你往前走。
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以所有工厂主为了一个“确定性”，就都会想要用规模化来平摊生产成本，这样哪怕将来市场萎缩，他也能保证能挤死同行。
除非出现足以降维打击的新技术，就好像我的阿克索之于传统制药和医疗公司，AI之于传统的重复劳动。
如果真是那样，拥抱新技术最快的组织将会享受到最多的新技术红利。但美国明明是第一个拥抱AI技术的，但产品落地的却不多，这只能归结于其它原因了。
难怪“圣·西门”会选择在太仓养老。
既然产能不是问题，那我接下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膨胀起来，是否会对我的事业造成阻挠。
但我没有思考多久就下了结论。
管他呢，先把自己搞好变强才是正事，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控制的东西，至于其他东西，那都不是我能操控的。
你看，我们是实体，讲究的是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虽然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反抗真实的存在，但也要承认世界的客观，以及自身的“非第一性”。
人生的智慧在于利用，像溪流般依附于地形而又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地形，这才是充满智慧的应对之道。
既然与“工业克苏鲁”合作可以让我的AI医院更快地铺展开来，那么后续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完全由我控制，就好像我没办法控制每个实验的成果一样。
在参观合作企业的厂区时，我还顺便考察了一下当地的市场和社区，结果令人满意。
到处都是短视频和奶头乐，到处都是忙碌的工人、工程师和外卖骑手，灯红酒绿的同时，也有低保和雨花斋这种兜底的玩意。
还有教育也是，他们的填鸭教育和数理教育或许会埋没尼采、培根和伏尔泰，但绝对不会埋没牛顿、高斯，以及爱因斯坦。
接着我改变行程，专门来到京城，请他们那里的官员帮我召开一个大企业座谈会，谈一谈配套项目设施以及如何进行协作的问题。
我可以不靠他们的行政组织，但效率会有些慢，而且产能合作出口这种事注定绕不开官方，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一步。
他们答应得很痛快，甚至有些求之不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官僚也需要政绩的关系。
我们邀请了大概70多家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座谈会，但消息放出去后，最后却来了219家企业。
不止是中国国内的企业，就连很多美国、荷兰、德国、日本、英国，甚至是瑞典和意大利的合资企业都来参加了。
“圣·西门”也来了，省得我还要去找他。
没办法，主办方只好给我们换了个大点的会议室，并且弄了十几台投影仪。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先是阐明了这个项目的意义和潜在市场，又强调了项目面临的问题，最后我们集体决定将这个大项目分解为7个小项目，以及数十条小的供应链来逐一进行讨论。
因为工作很多，所以我本以为这会拖到明年，但我们仅仅只讨论了六周就敲定了大体合作框架，并且签订了技术协议和商业合作备忘录。
这很好。
...我不是想抱怨什么，但如果美国那边能够保留罗斯福时期的政策，它今天的效率也不会比这个要差。
后续商业投标的事宜我交给了公司里的人，自己则是去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和一个医疗行业的年会，随后就去了日本考察。
日本和我上次来时的变化不大，应该说自从我第一次来日本开始，这里的变化就不怎么大。
真纪侍奉我的态度越发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就好像是教会的圣女侍奉神明一样。而这也让响十分气愤，说什么她好不容易养起来的却被我夺走了云云。
在她们的陪伴下，我去考察了一些日本“小而美”的企业，看看他们是否有资格进入我的供应链。
日本企业近些年间越来越有些不太行的样子了，而且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过于强调本土化的大品牌都有些走不出去的架势，只有应用于特殊领域的半导体和精密仪器产业还在屹立不倒。
作为一众已经深刻理解自己处境的人，他们却依然不扩充产能，这让我有些不解。
这不光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据说很多船厂、汽车厂在选择日本供应商时，都会遇到产能方面的桎梏。
听说比亚迪曾经要求日方供应商在半年内扩充产能40%，还说“已经是最低要求”，但日本那边却迟迟做不到。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索尼和任天堂这种，不管是PS还是Switch之类的设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添油战术”，也就是先小规模试产，再观察市场，最后逐步扩产的模式。
这对于资源和市场不足的国家来说，倒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的保守策略，但对于新时代来说，这种模式显然还是太慢了。
日本和东大一样，也是少数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细分门类是韩国的6-7倍，但韩国出口占经济比重就有75%，日本就只有20%，这有些不太对头。
我问了我的供应商，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规模不经济”，而且风险还大。
所以他们都在试图强化B端优势，强调技术多于生产，倾向于技术授权模式以及剥离非核心业务的方式进行生存。
我想这大概就是“小而全”限制了他们，最后反而不如韩国拎得清。
小响倒是很能理解，她说那些老头子是这样的，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意做错。
没办法，人家自有国情在此，而且有两家企业的产品目前我也确实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公司，只能用提前给订单的方式鼓励他们扩充产能。
韩国那边的谈判倒是一如既往地省力，反正我只需要和三星这个总包谈好，那就是全部都谈好了。
而且不用我专门整合，韩国的工业产业链也在向东大高度整合当中。
韩国在华企业数量大概有七万多家，仅次于美国在华企业数量，在石化、电子、造船等产业方面，他们既是竞争也是合作关系，可以说经济上早就已经一边倒了。
虽然有很多人不太看好韩国经济，但我却觉得不至于那么糟糕。
他们石油炼化能力在亚洲排第二，造船能力也排世界第二（美国修军舰都得去韩国修），还有芯片生产、手机、面板显示技术、汽车和家电等产业，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水平都不算差。
如果这样的国家都要“崩溃”，那比韩国更差的俄罗斯、意大利、法国、巴西、西班牙...早就更加崩溃了。
东亚国家确实有点“怪物房”了，哪怕是曹县都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
啊，差点还忘了说，韩国文化产业也是越来越发达了。
虽然夜店化倾向很明显，但那也是发达。
柳...或者说金宣雅，她为了讨好我，很是当了一把日式妈妈桑，给我找了十几位大明星一起玩。
我有时甚至会怀疑，她当初和我一起到美国到底是因为讨厌韩国的文化环境，还是只讨厌自己不在那套环境的顶层。
或许她不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而是活成了自己曾经羡慕的那个样子也说不定。
如果是几年前，说不定我就接受了她的孝敬，就这么下去玩了。
但我这次决定拒绝，因为我觉得“克己”还是有必要的，我得抑制住自己无序的熵增，走向充满未知的熵减。
或者说，把精力用在该用的事情上去。
结果惠敏张口就来，问我是不是“不行了”。
我反复告诉自己无需去自证，但终于还是没法忍，于是又把那些明星都叫了回来，连同柳一起，狠狠地教育了她们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才把满是粘液的她们送走。
没办法，生物的复杂性就体现在我们无法永远遵循有序的变化...嗯...
第四百零三章 世界的参差
东亚三国虽然说是怪物房，但仔细想一下，其中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我是在从多个角度对比了之后才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当然可能稍微笼统了一点，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毫无疑问，不管是韩国的汉江奇迹、日本的经济腾飞，还是东大的改革开放，其中公权力的导向作用都十分明显，三国无一例外不是靠着中央高度集权才做到的高效发展。
如果硬要说的话，其实美国也是。
没有政权会不喜欢治下的经济和工业大步向前，但不同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和运作方式，决定了它们遇到国际政治事件或者说国际机遇时，到底会如何选择，也决定了他们平时的教育会呈现什么样的倾向。
但凡是现代国家，其公共事务事务都需要政府部门来运行，而政府部门想要顺利运行，那就一定需要资源或者说“能耗”。
而这个“能耗”就是社会资源，或者更直观一点，就是金钱。
政府获得金钱的方式有不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税收，不管是关税、流转税、消费税，还是古老的人丁税、土地税，基本如出一辙。
毕竟权力也需要金钱提供动力，它并不是一种唯心的、不受唯物世界制约的，并且无敌的存在。掌控权力的人也不是什么团结的，能够高效贯彻一个思想而不动摇的家伙。
一个政府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俗称的税基，将决定这个政府的性质所在。
比如美国，如今绝大多数人已经都是“无用阶级”，中产阶级数量连年萎缩，1%的富人却占了50%以上财富，那么当政府需要用钱时，它们自然就会去找富人征税。
只不过和“债权人”一样，富人们都不想要交税，所以它只能想办法通融，采用国债的方式向华尔街借钱，用来维持政府的运转。
虽然99%承担了大部分税负收入，但如果算上国债加上税负，美国富人实际交给政府运用的钱反而还要多一些，只不过他们还索要利息和特权，这就是美国的真实税基所在。
正因为美国政府绝大部分收入都依赖于富人，所以自然会主要对富人负责。
而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经济依托于几个大企业，而这几个大企业的控股又不完全在自己手里。比如贝莱德就占三星电子的股权5%，看着不多，但外国投资总占股却是52%。
所以哪怕经营权始终由韩国人自己掌握，但事实上他们国家的税基就是依托于买办阶级而存在的。
从谁那收税拿钱，他们就对谁负责，对吧？
当然，我只是说一种倾向，除了企业税外，他们依然也收增值税、地产税和关税，但企业税占比确实很高，通常都在30%左右，不过近几年随着韩国出口放缓，这个数字有所下降。
日本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但其经济主体我愿称之为“封建资本主义财团”，伴以少量的跨国资本企业。
而日本企业税占比也是最高的，一度高达40%，但随着日本经济进入失落的四十年，企业税占比有所下降，转而开始从消费税上找补。
东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是企业增值税，占32%，企业所得税占22%，个人所得税则占比很少，也就8%左右。剩下的才是印花税、土地税、关税之类不足5%的若干小税种。
但东大增值税和日本消费税一样，绝大多数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不过各类固定资产税又大多数来源于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税负主体上，民众和企业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我想这大概多少体现了他们三个国家的性质所在，也体现了他们经济活动中各方势力的权重。
这对我而言也是个新思路，因为我得思考一下对待这几个国家的不同策略。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达到了一个令我们同胞感到放心的数字上，而且劳务派遣这种第三方公司也成为了他们雇工的主流选项，再加上城市化生活让人情愈发冷漠...
或许不用我过于担心，他们自己就会踏入我设定好的原子化社会中。
日本那边很顺利，他们的老人团体都很拥护我提出的“医疗社区”政策，在我刻意模糊了仪器生产厂家这个问题后，他们似乎都认为享用一个美国品牌的医疗服务是一件令人放心的事。
而且街头采访中某些老人似乎还很庆幸，说自己终于不用“孤独死”了。
...还挺乐观。
韩国则正好相反，我利用了他们的激进男拳团体和年轻人团体来办的这事。
他们的激进男拳是针对激进女拳团体的回应，被我利用了一下，说韩国人“不用女性也能过得很好”。
陪护机器人+医疗子宫，加上韩国本就丰富的夜店奶头乐文化，这些都深得韩国年轻人的喜爱，认为终于可以摆脱那些传统家庭的束缚了。
女拳团体当然是反对，但反对无效。
因为韩国政府补贴女权组织很久了，但始终对促进生育率没有帮助，相反还下降了。
很明显，一个独立女性有了更多不劳而获的经济收入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只会更高，结婚的意愿会更低。
所以自从2020年开始，韩国开始补贴有婚育倾向的未婚男性，生育率下滑趋势总算是有所减缓。
所以闹到最后，女拳组织也要求医保覆盖男性机器人，并且升级多头和振动等相关功能，人造子宫也必须覆盖“单性繁殖”。
我真想马上替韩国政府答应下来，但他们还不算糊涂，只是答应把机器人纳入医保，并且建立新型医疗社区。
韩国年轻人普遍载歌载舞，他们似乎认为自己长期缴纳医保而得不到回馈，会让他们涌不起“替老人交钱”的想法。
而一个属于自己的陪护机器人只是这种回馈的开端，他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交的钱有被用在了自己身上。
为此哪怕医疗社区更多是给老人建的，他们也可以暂时容忍了。
真是顺利。
有了这些国家的例子，我于是便将同样的模式推广到了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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