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割狂魔
同时红党还大力推行所谓的医疗储蓄账户项目，认为“就医不能靠国家”，即便是有税收补贴，也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上。
这个我就不是太满意了，因为没有国家补贴的话，肯定有相当大一批人买不起我的医疗机器人，我的“美丽新世界”计划就又要向后延一些才能完成。
至于我依然很关心的工会问题，红党则是回避了，川宝只是说“我的朋友阿尔瓦·米勒将它管理得很好”。
如果只是这些也就罢了，不过红党还攻击了我的盟友之一——医疗保险集团，并且声称它们都是吸血鬼。
虽然这是事实，但你别说出来啊。
如果说我对红党的政策还是以肯定为主，伴有少量不满的话，那么蓝党的政策就让我有些不太能接受了。
它第一条核心政策就是反垄断，第二条就是扶植工会政策。
我可以理解，毕竟蓝党的“建制”中，基层部分主要就是依靠那些NGO和工会组织来完成的，就算年轻的新型政客上了台，蓝党也不可能抛弃这些用得相当顺手的工具。
相对于这两条而言，蓝党要求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算是唯一对我有利的，它不仅会给医疗集团发放补贴，同时也会让医保惠及更多的平民。
但前提是，我必须将我的阿克索集团进行拆分。
蓝党甚至派人找到了在国外剪彩的我，对我进行游说。
当时我正在和人一起庆祝第200座AI医院的落成，正高兴着，结果蓝党突然就给我玩了这么一手，弄得我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不光是蓝党派人来劝，就是同胞们也在劝我。
他们告诉我，虽然这名义上是“拆分”，但事实上我只要通过婚姻、信托、基金会、资产管理公司等操作，我就能将风险和责任都分散开来。
至于实际控制方面，他们担保没有人会抢我的实控权。
我就反过来问他们，既然如此，那拆分的意义何在。
蓝党说了一堆乱七八糟、不清不楚的东西，只有“永恒”告诉了我一些实在的玩意。
他说，这能保证自我以下的那些中产阶级之间进行合理的“竞争”。
我当时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为了所谓的“效率”就将公司切分成几块，且不说切分出去的公司是否就一定会“自力更生”，但行政效率和管理效率的降低却是必然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公司只有一个，那老板或者总裁也只有一个，像是财务总监、市场总监、法律顾问...这类的职务，也只需要一个。
拆分后，这些管理职位就变成了至少两个，但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量却不变，那么实际效率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有人认为拆分后，集团的“容错率”可以提升，因为不合理的决策会被体制拖延或者抵制。
但问题是，合理的决策也会被体制所拖延或者抵制。
这都不用我过多举例，看两党、看议会，再看看人类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团体组织就知道了。
生物分为两性进行繁殖固然是一大进步，但那是基于“进化中90%以上的基因突变都是有害的”这个基础上，两性繁殖才优于无性繁殖。
既然我确信，目前公司的行政决策95%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公司的自我纠错机制也在发挥着作用，那么将之进行拆分就并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也不符合我的利益，
所以他们都不能说服我。
“永恒”见我坚持，就感慨了一句，说年轻真好，精力始终都用不完。
如果是他的话，他可不愿意将一个公司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抓起来，并且对之进行负责。毕竟只占好处不负责，这才是咱们同胞的生存之道。
总之，我可以接受不领取国家的医疗补贴，也可以接受医疗保险业务与阿克索之间做切割，甚至可以接受蓝党在工会方面的敲诈和勒索。
但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公司被拆分，这是底线。除此之外，政策应该偏向于让我掌控更多人口的市场。
思前想后，我决定继续支持红党。
至于蓝党的“海外建制”，对我来说虽然很重要，但这就好像我当年自己出国去开辟市场销售渠道一样，就算没有他们，我自己也能慢慢建出一个网络来。
更别说随着政治娱乐化和平民化，蓝党的“建制”还能撑多久也是一个疑问。
刚好，不止是我，我们同胞在仔细对比了两党的政策后，也觉得支持红党是更好的选择。
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解决——一个是如何帮助红党平复普通民众的不满，第二个就是川宝本人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好解决，拿点小恩小惠出来，收买民众就行了。
吃苦耐劳的美国人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热量、一个小窝，还有基本的医疗，他们就不会造反。
就好像当年的罗马，奥古斯都自己出钱，为罗马城25万公民的家庭发放免费面包一样，都是为了统治嘛。
对此我倒不介意花点小钱。
反正因为贸易战的原因，美国的农产品销量也随之大减，谷物价格跌了不少，而且我投资的那个用二氧化碳生产生物淀粉和葡萄糖技术的工厂也进入了平稳生产期，将来不会缺少廉价的热量。
我算过了，供给全美国人基本食物热量、医疗和廉租房的金钱，大概也只要400-700亿美元，光是我一家企业的利润都能覆盖得了。
当然，别人不会允许我一家对此进行覆盖——不然我只要振臂一呼，几千万美国人说不定就会冲入国会山，那场面可比川宝搞的那次要“隆重”得多，所以我不用出那么多钱。
相对于收买民众来说，至于后面这个则要更棘手一些——因为我们对于是否实施暗杀计划还有一些疑虑。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那别说FBI，就算是CIA也不可能支持我们这么做，更别说广大议员。
他们倒未必有多么爱戴川宝这位总桶，而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同胞就会触及《1816法案》中，美国人为我们同胞设下的那条红线。
我们如果只对民众下手，不管吃多少他们都不在乎，最多就是找我们要点“补偿”。
但要是有证据表明我们对美国权贵也下手了，那后面就有些不好收场，毕竟他们对这个很敏感。
【“嘿，探长，这一段我们一定要全程详细记录，如果能够证明这个，我们说不定就能将伪人的存在公开化了。”
“是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过...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我是说，他为什么要和那些‘小鬼们’讲这些？”
“他不是对那些‘小可爱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oops，不对！”
“你也发现了吧，博德曼？我需要你立刻去和当年川普总桶的保镖团队谈谈，了解一下当年的具体情况。”
“我这就去，不过他们中还活着的也不多了。”
“记住，要分别一个一个地去谈，避免他们被威胁串供。”
“真的要这么做吗？这得很花一些工夫。”
“去吧，多带几个人，把第二小队全带上。”
“好的，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第三百二十七章 我的立场来源
对于我帮助红党“平复民愤”的计划，同胞们似乎都有些不以为然。
他们对我说“顽童，你的想法很好，但以后还是不要想了”。
他们告诉我说，竞选成功和失败与否并不是看两党的政策多么的行之有效，有时候是看谁更烂、看谁更极端。
我说这真扯淡。
同胞们说这就叫民主。
更扯淡的是，我发现他们说得可能是对的。
诚然，川宝的政策是烂，大而美法案的每一条都有一种不顾人死活的美感在其中。
但蓝党那边更有趣，不仅各种加税加到死，而且这些税还都被用在了奇怪的地方。
比如说，把全国想要变性的人都送到纽约去变性，这个我多少还能理解一点。
毕竟被我阿克索系淘汰掉的那些技术不行、道德还败坏的医生们，蓝党总要给他们找点工作干，不然他们医生工会的会员岂不是白加了？
好医生？好医生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吃上饭，为什么要去求助蓝党工会呢？
如果说这个我还能理解，那么那些靠着取消警局和监狱弄来的钱大肆修建清真寺，甚至要纽约人都去信仰ISL的那些政客，其争取目标选民的做法可就太直接了。
这种政客，有一个我就要解决一个。
我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这种靠着极端主义上台的政客为什么会有基本盘，毕竟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人就算再怎么蠢，也不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抽象系”人物才对。
但当我和我的一个学生谈过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如今的天下会成为诞生极端主义的温床。
你们知道的，实验室里面有些实验想要出结果的话，经常要等三四个小时，所以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学生们经常会聊一聊。
我那个学生是东大来的——这没什么不对的，理工科到处都是东大的留学生——在西雅图读生物学，来到我的公司就职前，他还兼任过法医。
由于兼职法医和生物学研究的需要，他经常受命去收街头流浪汉的尸块，然后趁没腐烂前拼起来（他提到这个时经常用‘拼高达’代替）。结果干了几个月后这家伙就抑郁了。
他和我说过不少东西，比如缺衣少药的街头流浪汉咳着咳着就咳血死了，比如贷款给全家过圣诞的红脖子，再比如借着万圣节冰雨夜出来乞讨的小孩子，还有嗑药的室友、双教奇兵，以及各种小头方面的故事...
虽然我觉得他的人生似乎过于丰富了些，听着很假，但细节丰富且详实，不像是编的，而且可以从网上一些新闻中找到对照。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把别人的故事也安在了自己身上，但故事本身却是真事。
当然了，这些都不重要，我也不可能因此而诞生什么“同情”之类的情绪。
但我也因此而理解了，为什么极端主义越来越盛行。
就好像民国时，既不想投袁也不想投孙的那些议员，干脆就把票投给了名妓“小凤仙”一样。
显然，这种投票从一开始就是掀桌子来的。
每个国家都有那么一群人，要么天天嚷嚷着加速去诅咒别人，要么就嚷嚷着挂路灯、分田地、全民发钱。
这就是极端主义者，他们不会考虑社会如何发展，只会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起死。
只要选民们都穷急眼了，在确认自己无法“取胜”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在绝望中去选择那个最能“掀桌”的选项。
川宝、米莱，还有欧洲那帮把下过海的酒吧脱衣舞娘选成政客的地方，不都是靠着极端主义上台的？
理智的人会因为各种考虑而改变自己的投票，但脑子简单、最极端的人反而特别坚定。
所以同胞们说得对，与其费力用各种实惠的福利和政策去争取没什么用的摇摆选民，还不如去扶植几个政策特别极端的政客，或者攻击对手。
他们看来是真的经验老道，不是吗？
但这和我从军时学到的东西不一样。
我和你们讲过，我当兵时的兵种是MOS-11C对吧？要负责雷区的排爆工作。
我记得行动手册里面讲过，当我们携带运输类的牲畜穿过雷区时，一定要把驴子保护在中间，如果阵型厚度不够，就要把驴子扛在肩上。
我问过教官，为什么要扛起驴子来，它明明只是一头蠢货，只会给我们添麻烦。
结果教官把脸凑到我的面前就是一通狂喷，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蠢货，你他妈的和驴子一样蠢！驴子如果乱跑，就会踩到那些乱跳的地雷，害死你和你的队友，懂吗？
聪明人不用你去管，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你要管的是那帮该死的蠢驴，以及和你一样的新兵蛋子！”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在我们的队伍中，又何尝不是那些“蠢驴”？
明明那些蠢驴是应该被扛起来、被控制起来的对象，但两党为了争取选票，不仅不敢控制它们，甚至还要迎合它们的需要，给它们递上水、草和香料，打仗时可不会有人这么干。
所以我个人觉得，人类的政坛之所以会变成这样，肯定是因为那些“蠢驴”踩爆了太多地雷，所以才会乌烟瘴气。
红蓝两党的政策都有可取之处，也有可利用的组织，但就是不能综合起来，估计也是蠢驴的功劳。
我是真的希望“一人一票选政策”成为现实，而不是“一人一票选政客”。
但仔细想想，如果不先把“蠢驴”控制起来，一人一票选出的政策也是极度短视的政策。
就好像美国那些工会，在得到了一笔钱后，它们从来不会用来给工人购买先进工具，或者给工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
它们往往是内部投一个票，然后那些工人就自己把钱给分掉了。
在这种思想下，我加入了一个美国两党共同成立的组织——“东大问题研究委会”。
我只参加了一场会议，就明白了为什么东大那边的人说“和极右派更容易谈合作”。
显然，这个东大问题研究协会就是标准的极右派，他们追求的核心和MAGA派倒是非常类似，都是让美国伟大起来。
但他们却能直指问题核心，说美国中产阶级大量消亡、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源并不是东大，而是美国自己。
美国过度重视金融和品牌，尽管特斯拉、谷歌、苹果和阿克索都是美国公司，但制造产业链大多都在东大。
他们认为，正因为美国把产业链都转移了出去，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状况。
我听到这时有点心虚，但我又很无辜。
我为什么要顶着1/3的工作效率，2倍的物流成本、4倍的电价，还有6倍的原材料价格，在美国生产呢？
他们一边指责我们，一边自己又不搞基建，或者基建像加州高铁一样一塌糊涂。
不过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暂时不能切断和东大的贸易，否则会继续推高美国制造业的成本，要想办法利用和东大的产业链让制造业回流。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技术封锁。
嗯，很出色的想象力。
上一篇：说好了东京泡沫，日恐是什么鬼？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