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割狂魔
但在这里建工厂大多需要“上楼”，而且这里人才培养方面是短板，一遇节假日，鹏城甚至会变成一座空城，这让我有些怀疑是不是会离市场有点远。
至于西部、华中和东北地区不作考虑，这些地方欠缺的东西太多了。
我犹豫了半天也没能下定决心，不过刚好我的学生里也有几个东大的，我就想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大多是本地人。
他们听完后不约而同地和我表示，我担心的人才和物流链问题在东大都不是问题。
那边的交通运输条件还算可以，物流成本是美国这边一半，再加上各省之间不像美国一样，一州一套法律，所以不同省份之间的物流不会有什么障碍。
至于人才就更不用说了，高铁和飞机在那边都有，姑苏虽然没有机场，但那里离沪上和新吴的机场都不远，回家也不是问题。
再说了，大学生又不值钱。哪怕是在异地上班，只要你提供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给他们，他们才不会在乎离家有多远。
至于市场方面就更不用担心了，这里地方保护主义被抑制得和美国差不多，只要不是乡土色彩比较浓厚的产业比如农业或者食品加工业，像工业这种，基本上全国都能有市场。
所以我只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政策导向两个问题就行了。
甚至如果我愿意，我跑到西部去建厂都可以，那里人力和水电成本都很低，无非就是物流要久一点，从桃饱上买东西不包邮而已。
他们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我琢磨了一下，如果人才和物流供应链都不是问题，那么在将医疗机器人推向市场、进入医保的过程中，政策导向才是最需要关心的。
政策导向...看来只能便宜一下京爷了。
第三百一十一章 成为“老朋友”
去东大之前，我先是去梵蒂冈过了个圣诞节。
我的师兄、师姐，还有老师...都去了。
我买了点礼物，但她不要，还和我说自己用不着那些破玩意，与其费心送她礼物，还不如想办法将我交上去的实验室年度总结变厚一点。
她不要，所以我就给梵蒂冈捐了点钱。
相对于同胞的势力来说，梵蒂冈如今可真是够穷的，就那么点财政还要负责维护以前的那些建筑和文物古迹，要不是还有信徒捐款和基金收入，只怕连那158个瑞士佣兵的军备都养不起。
——对，只有158个，都是从瑞士雇佣的退役义务兵，负责维持梵蒂冈的安保。
虽然这些佣兵也受过反恐训练，但更多时候他们就是穿着那复古的、手工打造的中世纪盔甲和长枪，在圣彼得广场上巡逻，最多也就是个象征性的作用。
看着真是让人忧心，这破军备别说那几大强国，就是意大利再冒出一个墨索里尼来，它都没办法阻挡，而且它那收入也和咱们同胞经营的派系相去甚远。
不过它一时半会还不会有事，就凭借着教宗去一趟东欧还能引发剧变的能量、每年为意大利带来的巨额收入、以及欧洲各国王室还需要教宗来确认合法性这三点，它也能够继续保持存在。
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古籍和文献，其中很多都挺有趣的，不过我猜你们不会在意这些，就不讲了吧。
我和师门兄弟姐妹们交换了自己过去一整年来的收获，数量着实不少。
我因为俗事太多，所以交的作业就少了点，遭到了同门的嘲笑，不过看在学到了不少东西的份上，我决定要厚脸皮一些，不能因为面子上过不去就不拿。
一如既往地，我有很多东西都看不太懂，但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慢慢学。
真理能够为我们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仅仅只是小试牛刀便能让一个企业变成这样的庞然大物，如果把这些前沿理论和成果都吸收下去，简直难以想象社会能有多大的进步。
可惜了，人类还不配，连我的那点牙慧他们都还没消化完呢。
交流会结束后，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东大，并且让我公司的法务、市场营销和公关，以及资产管理部门派人过来出差。
东大那边也过元旦，不过离新年还早，正是最适合展开政府公关的时候。
我和杨春起见了面，顺便把她不要的那些礼物转送给了他一点。
我和他一起视察了公司添置的新资产，顺便慰问了一下分公司的员工，在过年前把去年的年终奖也发了。
对于外界传的谣言，比如说我要收回药物专利这些，我向分公司所有员工进行了澄清，说没那回事。
也不知道哪些个“生儿子没py的王八蛋（杨的原话）”传的，好像是针对美中贸易战和技术封锁战，再加上德州那边威胁要收回投资，影响到了这边人的情绪。
我直接在内部会议上和我的合作伙伴们交底了，说我现在和美国两党都有一些交易，内部都有我的人，所以两党轮替对我的生意来说没什么影响。
我甚至可以说，两党不管谁想要上台，现在都需要争取我的支持——不管是资金方面的还是竞选宣传方面的。
川宝政策虽然不符合我的理念，但他这人拿钱就给办事，挺痛快的，所以不用担心他会出手阻挠。
至于东大这些员工，只要安心给我赚钱，提高市场占有率，其余的让我管我都懒得管，我乐得省心。
这些话我说完后，杨春起率先站起来鼓掌，合资公司的高管们也就都鼓了掌，包括他们的党委和工会成员。
在一片掌声中，我好像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说什么“难怪那位说喜欢右派多过左派，还说只有和‘极右派’才能搞好关系。”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成了“极右派”，但看上去应该是好事。
在过去那段时间里，不管是工会还是支部，这两个“额外组织”都没有给我找事，甚至还在谣言传播时帮我稳定了人心，这也让我对他们多了一点信任。
于是我找到了公司内部的党支部，问如果我想要在这边建医疗机器人工厂和AI医院，并且将机器人管家也纳入医保的话，应该找谁要政策。
这个支部的书记好像不太能做主的样子，说要向上汇报。
当然，一个公开的渠道是不够的，所以我又打了另一个电话。
在对外关系协会和那些全球建制派的精英们谈判时，他们给了我一条东大这边的联络渠道，是当年基辛格留下来的，东大这边好像称他为“东大人民的老朋友”。
为了这条渠道，我可是花了不少钱。不过想到当年可口可乐、爱立信、菲亚特、默沙克制药都是走这条线进的东大，我接受的这点敲诈倒也不算什么。
打通了这条渠道后我又等了一天多，这才有人来通知我，说会派专车过来接我们。
虽然我早有准备，这会是一场极为艰苦的谈判，但艰难程度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上一次从欧洲过来时我就感觉到了，这里的官员大多都是“技术官僚”，哪怕是党政那边也不完全是外行，随便说两句很难糊弄过去。
我说出了我的来意——除了建设连锁AI医院需要审批外，我希望AI医疗机器人也可以进入医保。
作为交换，我会把医疗机器人的生产工厂建在东大这边，并且提供价值上千亿美元的投资，以及至少2500个高技术工作岗位和1500个社会工作岗位。
东大那边的人听完我的条件后没什么反应，让我有点失望。
不过他们马上又说，他们对阿克索在美国建设的AI医院有所耳闻，并且认真地对它们的技术和经营模式进行过考察。
我依稀记得韦尔奇先生好像和我说过这件事，什么好几个外国专家团来医院考察过，但我没放在心上，其中应该就有东大的专家团。
他们表示原则上同意我在东大的投资计划，不过细节方面有些东西必须提前讨论好。
比如AI医疗和机器人所产生的数据，他们要求必须保存在东大这边的数据中心，并且符合他们那里的法律，不得私自外传；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毕竟AI医疗系统和医药数据这部分都是这么办的，算是“惯例”。
随后他们又说，如果我要投资盖工厂的话，他们可以给我几个选择。
如果我能够答应他们后续的条件，那么他们可以在一个叫“凶案”的地方给我划一片地...
哦，是雄安新区，我写日记时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改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给我在滨海新区划一块地，那里的物流绝对没有问题，足够我用的。
我因为不知道这个地名，所以就直接问了，这些人笑着说我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通常来说，一个外资企业他们是不会给这么好的地皮的。
我不知道那到底有多好，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接下来的条件肯定会让我感到很为难。
果然，他们提出了条件，要求我建的AI医院他们国资必须入股，并且占绝对多数股份，也就是51%。
具体来说，整个医院项目需要成立一个新公司，隶属于他们的“通用技术集团”，以这个新公司的名义开办AI医院。
这个说实话，我不太能接受。
其次，他们说“环球医疗”和“医疗器械”两大公司发行有股票和一些和可续期公司债券，希望我能认购一部分。
按照我公司专家的说法，他们的国有医疗企业的盈利模式堪忧，在拥有着多家三甲医院的同时利润却相当不足，甚至总体上说还处于亏损状态。
而且它们的股票PE普遍都在20以上，集团旗下有些上市公司甚至高达50倍，转股溢价率也很高，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是什么好生意。
而且东大这边的政府似乎看不得医疗人赚钱，集采政策远超预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看不到什么获取高额利润的希望。
他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在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风暴中保住基本盘，尽快把钱换成资产，而不是纠结于块八毛的利润和投资收益。
至于那些废话我都没怎么听，比如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或者互利共赢什么的...这些东西听听就好，不涉及任何实质的务虚内容，不听也罢。
我和东大那边人说，我可以投资他们的医疗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但对于新合资公司的股权方面，我不太能接受。
我认为我公司的经营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无需另一种“创新模式”来破坏已经被市场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
他们那边人又商量了一下，然后向我说他们国资入股是为了确保一些“底线”，至于公司具体的经营方式，他们原则上不会干预。
他们还举例了当年他们和德国大众公司合作生产桑塔纳的过程，说一直以来大家都合作得很愉快，从未就经营方面发生过较大的矛盾，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
但他们占51%股权的要求还是太过分了，这意味着董事长的职位是他们的，我没办法保证自己对于公司的控制力。
我有些纳闷，问他们为什么要求如此之多的控制能力。
他们说在他们国家里，医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公共设施，不管是“牌照”还是种种“资质”，上面都需要进行相当多的考量，不止是盈不盈利的问题。
再说了，盈利本身也不应该超出社会的承载能力，从而让它变成一个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的“贵族医院”，这类事情如果闹出去的话，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会丢乌纱帽的。
原来如此，我放心了。
于是我开了新条件——我必须是董事长，并且占51%股权，但6个董事会成员他们可以占3个，并且在决策方面享有一票否决权。
至于他们担心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担心的东西都写进合同里，比如数据、利润率、党组织和工会，以及雇佣员工的种种问题，违约的话就按照违约处理。
至于绝对的经营权，我是一定要要的，比如高管的任命权之类。
因为要求差距有点大，所以我们后续又废了不少嘴皮子，甚至一直谈到了他们过农历新年为止。
新年期间，我跟着杨去探望了他们干部疗养院里的一些老同志，顺便见了一下基辛格当年过来时见的那些人。
那些人对我都和颜悦色，也不知道为什么杨一直显得有些局促。
出来后，杨对我说，如果我就这样一直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也能拿一个“老朋友”的称号了。
我当时还在想——搞笑，那玩意难道很值钱吗？
现在重新想想看...貌似还真挺值钱的。
第三百一十二章 搏取确定性
和疗养院给人看病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疗养院里的退休官僚们年纪大多都不是很大，有的只有六十多岁，这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是政客的黄金年龄段，属于当打之年。
我最初以为他们都是政斗的失败者，但了解了一下才发现不是，至少从各类门生故旧来探望、“取经”就能看出来，他们离“自然失权”之间还有很远。
这不太正常。
我问杨，是什么让一帮人放弃掉权力，自己进入老干局这种养老机构的。
杨春起没回答——按照我的经验，这个胆小鬼涉及到关键问题时从来都不敢发表看法。
所以我至今也搞不懂，就全当是公费医疗和一万多人民币的退休金很诱人吧。
AI机器人虽然还没做出来，但他们的养老院和疗养院倒是预定了第一批的产量，说是要“试用”。
我问好东西自己先用，这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一点。
结果杨春起终于敢出声反驳了，说他们那边的新东西如果不是领导先试用的话，民间压根不敢推广，或者推广了也会阴阳怪气，说什么拿老百姓做实验。
比如公务新能源车，再比如自动驾驶，还有新出厂的大飞机和动车，大家似乎都认定了好东西领导会先用。
虽然领导先用同样也会被骂以权谋私，但起码能把东西推广出去，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
我觉得这很有趣，这也算是巨婴主义的特色了吧？
农历新年过后，谈判重启。
最后让步的人是我，主要还是因为我那些美国同行们拉了好几泡大的。
不管是微软、谷歌还是甲骨文，他们的中心都宕机过好几次，造成了社会层面上的一些麻烦，比如机场的飞机无法起飞、航班延误，或者学生无法提交作业之类。
亚马逊更厉害，他们网络服务的中断导致监控设备和电子锁出了问题，导致几十万美国人一整个晚上没法进自己家门，甚至还有不少小偷小摸趁着监控失效进行了作案。
还有就是几个语言AI大模型被禁止提供医疗和投资服务，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但被拿出来说还是让人脸上无光。
他们指出，“一个中心”式的控制和监管不利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有悖于我提出的“为了真理而进步”的理念。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对吧？
虽然我做了让步，但我又要求了一些其它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收购现有医院、药材基地、地皮申请，还有最重要的——放松出口管制。
毕竟机器人中很多零件都因为材料和技术的关系受到管制，如果东大拒绝出口一些含有敏感技术的零件，那么机器人也很难卖到美国和欧洲去。
至于美国和欧洲那边，我反倒是能够处理。就算是关税再高，我的阿克索也是能享受关税退税的重要企业，关税再怎么征都征不到我的头上。
对出口管制这个小要求，东大政府倒是答应得很痛快。至于收购医院和药材基地，他们也说“原则上不反对”。
只有修建教堂这事他们拒绝了，而且还表示“没这个需要”。
最后我争取到了在公司写字楼里设一个祷告室的待遇，和党委、工会办公室一样大。
讨论完了这些后，我以为事情都搞完了，便提出了告辞，准备去找生产机器人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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