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伪人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第130章

　　要知道，法国核电用的可是尼日尔几乎不要钱的铀矿，一公斤铀矿甚至不到0.8欧元，其中95%的利润还属于法国公司，尼日尔压根没有主权。

　　最关键的是，虽然北极圈确实有半年的极昼，在这期间当地一直都是白天，可不是还有半年的极夜吗？那半年设备难道都要闲着？

　　正是因为这些疑虑，我去查了一下北方伏特的创始人兼CEO彼得·卡尔松，然后看到了他的履历——这人曾经在马斯克手下干过。

　　我想，就算这个工程有很大客观上的、物理上的和事实上的难度，但只要负责人是个靠谱的人，说不定也能排除万难、创造奇迹呢？

　　于是我打电话给了马斯克，询问卡尔松这个人靠谱不靠谱。

　　马斯克哈哈大笑，说我问了一个好问题。

　　他说，有一次他去特斯拉总部，正好在公司电梯旁遇到过卡尔松。

　　马斯克说自己当时很尴尬，因为他想不起来卡尔松是自己公司哪个部门的了，便问对方是不是新员工。

　　结果卡尔松回答他说，他已经来特斯拉半年多了。

　　我笑了，说马斯克当时一定感觉很糗。

　　马斯克说不要紧，因为卡尔松当时更糗，卡尔松忘记自己办公室在公司哪层楼了。

　　你们懂吧...最后我就没有投资“欧洲的宁德时代”——北方伏特公司。

　　后来当那个破公司宣布破产时，我一点都不意外。

　　它花了几年时间，最后只生产出了13块电池，考虑到一辆电动汽车要4块电池，这就有点尴尬。

　　但那次咨询后，我也欠了马斯克一个小小的人情，虽然没有说，但总是要还的，这次正好给他还上。

　　不过马斯克并不认为我是“还上了”，相反，他反倒认为欠了我两个人情，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可能是把以前某些事也给算上了。

　　“圣·彼得”说，人情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算得太清，相互多欠一欠是好事，越欠人情就越深。

　　他活了七千多年，期间欠了人不少人情，也有不少人欠了人情给他，他都记不清了。

　　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个新理论。

　　于是马斯克找我公司下了订单，帮我新成立的AI医疗诊断器械公司拿到了第一笔利润，而新设备也帮特斯拉维持住了下跌的股价，开始缓慢攀升了。

　　这到底是我欠他的，还是他欠我的，实在是很难分清楚。

　　但“圣·彼得”说得对，没必要搞清楚。

　　有了这种体悟后，我再去和佩奇、盖茨谈判时就显得游刃有余多了。

　　我说，这事没必要搞得非彼即此，大家都是自己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种。

　　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找甲骨文压价，因为它的数据中心和算力使用实在是太贵了。

　　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向川宝施压，告诉他让我们投资可以，但要加大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毕竟我们目前的电价比东大贵一倍，只比老欧洲便宜一半多，这让我们AI产业处于竞争中的不利位置。

　　我们还应该想办法落实“大而美法案”，川宝想用这套降税方案来换我们这些跨国大公司将利润送回国，但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减税依然减得太少了。

　　最后，我提议建立一个新公司，大家合资入股，专门研发这套伟大的系统，等它做好了，我们三个人都能青史留名，福及子孙。

　　听到这里，盖茨和佩奇都站了起来，和我握手。

　　——不就是兜售价值观和画饼吗？我也会的。

第二百三十二章 一言堂的好处

　　对我来说，解决科研上层建筑所耗费的精力反而要少一些。

　　更难解决的是基层，我发现我很难找到有一线工作经验的科研人才。

　　我原以为靠大学就行，因为我知道大学里有着太多人才。

　　全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读研读博后，都很难在顶尖大学找到一个教职，甚至只能留在州立大学，顶尖的人才一抓一大把。

　　但我仔细面试过他们后，我发现他们都普遍缺乏一线的实习机会，而这些在如今的美国都很难得，毕竟没什么工业了。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单纯的知识无法取代经验。

　　你很难指望一个没有做过针线活的人，单凭拍拍脑瓜，就能搞明白织布梭机的构造和原理。

　　这让我想起了我从军时的经历——军官负责战略指挥，但具体战术实施却要依靠那些从士兵中爬上来的士官。

　　只有这些士官才拥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从这个地形过去会发生什么，知道遇袭后要怎么保存自己，知道要如何提振士气。

　　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该如何利用手头拥有的条件，以最小的代价来赢下战斗。

　　美国科研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军官”太多了，“士官”太少了。

　　你知道的，我指的是基层工程师。

　　没有他们的话，你什么科研都无法顺利进行。强行继续下去，最后也只能得到一运行就错漏百出的体系。

　　于是，我就让那些人去医院实习、去观摩设备使用，观摩有经验的医生如何进行诊断。

　　有些人反应很激烈，说自己是学软件的，不是学医的。

　　有的说自己是搞生物的，不是去看病的。

　　还有的更加直接，比如一个华裔的专家，直接很不客气地指责我，说我在搞什么“上山下乡”。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那应该不是什么好词。

　　我非常恼火，就算是我，当初为了搞明白我的用户和我研究的对象，我都去医院和一线科研实验室实习和拜访了个遍。

　　后面我更是找全世界的医生咨询经验，询问用药发生的种种特殊情况，在监狱里实验时，我也是亲自负责监测数据设备，亲自去看囚犯反应。

　　他们算老几，能比我更特殊？

　　我理解美国的学术优待政策，美国用自己成千上万的学生背负高额学贷的代价，用这笔钱来吸引全世界的优秀学术人才来美国，并且让他们享受着普通人10倍的年薪。

　　而同期的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之类的国家，他们顶尖人才和中层工程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

　　但现在我开始觉得，把这些人弄来美国也不完全是个好主意。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那么顶尖的科研工作者就是发动机，工人和行政机构是齿轮和传动轴，政客和文娱工作者则是用完就换的润滑油。

　　美国这个国家就比较畸形，发动机数量太多了，齿轮和传动轴反倒没多少，而且都因为过劳而磨损过度。

　　本应起作用的润滑油反而被齿轮箱隔离了起来，始终不接触齿轮和摩擦件，就在那看着设备无油干转，最后慢慢地腐败和变质。

　　润滑油脏一点我可以理解，毕竟干了活，但放在那变质就有些过分了。

　　发动机牛一点、横一点我也可以理解，但不能只凭自己心意，在那里空转啊。

　　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和这些人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我的企业不需要只耗能不干事的高级垃圾。

　　这里可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有钱，我还需要看他们脸色吗？

　　这些人拂袖而去，说看错我了。

　　果然，这帮人还是日子过得太好了。

　　与其从空中楼阁里把这帮大爷请出来，我还不如直接去找背负学贷的大学生。

　　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经验吧，我不记得我和你们讲过没有——做局要找有资源的人做，做事要找缺钱的人来做。

　　我决定从头开始培养属于我自己的人，尤其是生物细胞学、神经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化学理论方面的，反正也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我。

　　至于一线工作的人其实也不缺，只是美国比较缺而已。

　　有经验的医生方面，我可以从医生收入比较低的国家找人，比如从东大、从葡萄牙、从墨西哥或者阿根廷招人。

　　还有程序猿，虽然要和一众科技大公司抢人比较令人头疼，但依然还是有印度、阿根廷、南非、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这些低收入国家有人才。

　　还是老道理——5000美元月薪的美国大兵能杀人，5美元月薪的叙利亚士兵也能杀人。

　　我这种打持久战的架势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尤其是投资机构。

　　他们立刻出了投研报告，说我的公司正在计划发展长期战略，风险与机遇并存，不建议资金周转不够灵活的中小投资者投资我们公司，大公司也需要谨慎。

　　我公司的股价终于停止了增长，开始震荡下跌，市值峰值也停留在了2908亿美元，低于强生、诺和诺德以及礼来，只比默沙克、艾伯维、辉瑞和罗氏要高一些。

　　真不明白，为什么嗅觉敏锐、脑子灵活的人才都跑去搞金融了。

　　这就是股市——特么的没人关心你做什么，只在乎赌博的风险和收益。

　　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我在股价最高时通过“债权人”偷偷套现了一些股票，正好等股价下跌后再买回来。

　　至于投资我公司的机构和个人都没说什么，因为机构持有我的股票已经赚了很多，在“永恒”的保证下，他们将我公司的定位从“短期套利股”变成了“长期增长的压舱石”。

　　至于个人股东就更不必说了，目前有影响力的个人股东只有佩奇和盖茨，而他们现在都和我是一条船上的。

　　他们都感慨说，如果他们当年也有我这种魄力就好了。

　　有些时候，公司就应该是一言堂，只要你坚信自己是对的。

　　自由？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第二百三十三章 早做准备

　　虽然我的进一步规划已经不再被金融市场所支持，但我已经不是很在乎了。

　　我记得在上某人的课时，她和我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当克服一个困难就像克服万有引力一样难时，那么那个困难就不再是困难，而是环境本身，你只能去适应。”

　　既然低风险逐利是人类的本能，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你必须要习惯它。

　　虽然公司市值停止了增长，但我看了一下公司的财报，确认药物的市场占有率依然在增长，公司的现金和利润也依然在飙升，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于是我就又去了趟实验室和监狱，做我的实验，大概做了两个月左右。

　　期间有很多犯馋的同胞来找我，我也很慷慨地提供了一批实验剩下的人类给他们食用。

　　自从摄像头和网络开始普及后，我们同胞吃人越发受限，即便是跑到偏僻的小岛上吃买来的人也会被好事的记者发现，这就很难办。

　　“孵化”要求我只提供给想要生育的同胞新鲜肉食，但有些同胞很有办法，总是能开出我无法拒绝的条件出来，我不好严格履行“孵化”的政策。

　　而且不光是同胞食用的问题，当我的实验开始扩大后，监狱也越发开始缺人用了。

　　倒不是琼斯的问题，他这人其实还算可以。

　　在那次犯错后，琼斯对待工作的态度变得认真了不少。后来那十几年都兢兢业业，监狱产生的每一分费用和利润也都如实报账，从无贪墨。

　　而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觉得与其和光同尘，不如高薪养廉。

　　当然，这主要还是“圣·马太”教育了我，说纵容腐败并不会带来忠诚，更别说效率。

　　所谓“有能力的贪官”或许存在，但问题是绝大多数贪官都是又贪又蠢的。

　　只要你允许一个“有能力的贪官”出现在自己的体系内，那么他下面那帮人肯定都会变成同样贪的，至于有没有能力则是无法保证。

　　反倒是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有能力又清廉的人是绝对无法在这个体系内生存的。

　　于是我把琼斯的年薪提高到了120万美元，然后语重心长地和他谈了谈，说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上台面的人”，我相信他能做到。

　　顺便丢了条分肢进他的脑子里。

　　嗯...我承认我其实不太信得过人类的自制力。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更别说一这家伙万心生怨怼，反而想要搜集我的证据，那可就麻烦了。

　　给他条分肢也不代表我不信任他，只是做个保险。

　　【“啊哦，我们算是彻底没办法从这个人身上打开局面了。”】

　　搞定了监狱长，我就可以放心地吃人了。

　　新学的东西有点多，即便是我也要补充一点成体干细胞，至于胚胎干细胞，直接买替代生育中心 弃养的婴儿就行。

　　真是难以想象那些法律禁止代为怀孕的那些国家中，我们的同胞到底是怎么在活着的，反正美国绝对是最适合我们生存的国家，这点毫无疑问。

　　比如招人这事，在别的国家就没那么方便。

　　这次为期三个月的连续实验也和往常一样，我做出来东西后，再由我的手下们负责消化。

　　因为新招进来了不少人，所以我的科研进度可以加快一些，不像是去年和前年，我工作三个月的成果他们用了一整年都没消化掉一半。

　　而到了2026年时，我的公司起码已经能做到不欠我的科研帐了。

　　之所以能招进那么多人才进我的公司，主要还是因为川宝帮了我不小的忙。

　　2025年川宝开启了“大减价酬宾”，原本50万美元的HB-1签证，当时只要10万就能买到张银卡，而且还是一次性的。

　　至于50万能买的，那都是金卡，后来川宝还出了钻石卡，只不过我没买，因为钻石卡太坑爹了。

　　川宝说我招的人都是“高精尖人才”，而不是那些靠着外包IT公司招进来的印度垃圾，所以他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当然了，这通道不是免费开的，我懂。

　　我用这些签证当诱惑，说只要他们在我分设于全世界的分公司任职满三年，公司就会出资给他们购买HB-1签证，而这是可以写进合同里的。

　　果然效果很不错，美国牺牲平民利益换取到的就是精英阶层的忠诚，世界各国的精英们都很希望能加入这一体系。

　　我有时候觉得川宝还挺天才的，但“圣·马太”却不以为然，说这个早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就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