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割狂魔
我想了一下，这事还真有，财务就曾经教过我，到底该如何利用境外的工厂和低税国家来规避税收。
比如在爱尔兰、匈牙利和新加坡——我提过的，这三个国家的实际税率不到5%，而老登头和各国首脑开会时规定的国际最低税率是15%-20%。
我可以把药物安排在生产成本最低的东大进行生产，比如‘巍然屹立’，一片成本仅仅只要70美分，加上增值税和各种税也仅仅只有1.2美元不到。
我可以以1.2美元这个价格“出口”给新加坡自己的分公司，结汇后从东大拿到退税，再从新加坡以5美元的价格“出口”到美国。
因为最终售价是8美元，按照美国税率，我只需要为3美元的差价交税，但在刨除掉销售成本和美国实验室的研发成本后，我公司理论上的利润是0，自然不用交税。
这就叫转移定价，一个很普通的避税方法，我打赌所有的跨国企业都在用这个。
当然了，其实新加坡的那5%我们也没交，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其它办法。
比如把不同业务分拆到不同国家，按照各国对研发、生产、广告和销售税率的不同，选择税率最低的地方挂牌，这也是很基础的。
另外，“永恒”的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有很多个公司的股份吗？我只需要和一些业务有关联的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然后就可以“价格抵消”了，既然抵消，那么当然也就不用交税。
还有就是“债权人”的一些手段——他不是让我发行债券而不是增发股票进行融资吗？这也是有说头的。
因为只要发债券，债务资本占比会增加，股份资本占比就会相应减少，而按照法律，支付债息是税前扣除的，只要和认识的人或者干脆和子公司之间发生借款关系，这部分税也可以避开一些。
再来就是间接股权的一些猫腻，我可以将一部分分公司的股权...
...算了，你们应该还不太懂这些，是我疏忽了。
总之，别看美国税率很高，但事实上富人们，尤其是跨国公司，总有办法将税降低到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永恒”说过的，多买资产多买债，少交税。
我的阿克索利润交税的比例高达1.2%，虽然远低于法律规定的20%，但已经是全美国最有良心的跨国企业了。
你们猜猜看，全世界卖手机、电脑和耳机的苹果公司，那个畅销产品风靡世界的苹果公司，它交税交多少？
——0.05%，也就是万分之五。
苹果常年把公司现金利润放在海外，迟迟不肯拿回国，唯一一次拿回来还是老登头发了火，搞了全球最低统一税率那次。
苹果这才象征性地转移了一小部分利润——也没多少，就2500亿美元——回美国，然后一次就补了350亿的税，而剩下的这笔钱则是统统用来回购了公司股票，推高了股价。
巴菲特那个家伙就是抢先得到了这些内幕消息，然后买入苹果股票，大赚了一笔的。
在不懂金融时，我也一度觉得巴菲特很神奇，但他投资日本、投资苹果这类“投资”的案例知道多了，我也就没再拿他当回事了。
总之，金钱是权力最大的来源之一，我们自然不可能会老老实实把这些权力交给政府。
但“圣·彼得”那一系的“演讲家”认为，我们同胞也应该通过直接插手的方式来控制公权力，这样最直接，通过金钱控制虽然也不错，但金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
所以他们一直希望加强政府，加强联合国，加强同胞控制下的公权。
川宝与其说是加全球的关税，还不如说是逼着我们这些开跨国公司的交税，至于东大那三瓜两枣其实没多少人在乎，我相信只要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美利坚就是无敌的。
我可以理解他们，但我也有我的立场，毕竟我还开着公司呢。
同胞这次试探了我一波，但我一点都不生气，都是为了同胞好嘛。
【“真的吗？”】
第二百二十八章 报复与整合
只要“后院”不出问题，那么外界不管给我施加了多少压力，我都不用担心。
在我还一文不名的时候，我都没有向任何人低过头，更别说我那时已经那么富有了，我还需要担心谁呢？
在动手之前，我按照规矩，先和我们几个同胞打了招呼。
“永恒”有点不太喜欢我这么做，因为全球几乎所有药企都有那几个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我们不管怎么搞都是在伤害他们的利益。
但不喜欢归不喜欢，这次是对方动手在前，我得做出反应来，所以“永恒”也认为我应该报复，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持内部秩序。
他和我说，他不会拉偏架，最多在最后决出胜负后，他会帮忙摆一桌菜劝和。
于是我就动手了。
先是从东大那边，我的合资公司向他们上级匿名举报，表示手里有赛诺菲向他们国内500家医院和医疗组织行贿的证据。
正巧——好吧，不是真巧——他们那边正在搞医疗反腐，我们的匿名举报算是递上了一把刀子。
他们反应很快，立刻就将相关涉案人员控制了起来。
我猜这是因为他们政府几次医改失败，上面对医疗界高层的阳奉阴违发了火，准备用这种方式逼迫他们进行改革。
这招很好用，听说我几个对手在苏杭那边筹划建设的工厂都停了。
可惜这招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用，因为只有在那里，官僚机构搞权力寻租才被认为是非法的。
然后，我资助了法国那边的工会，表示说赛诺菲于2024和2025年两次裁员，但又筹划在德国建原料药厂、在东大投资包装业务，以及在美国投资研发实验室的事，他们是否知道。
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组织了工人，开始搞罢工。
然后我和安进、礼来公司合作，组成了一个药物互补联盟，并且联合组成了一个专利壁垒，对赛诺菲、诺和诺德在欧盟范围内展开了专利侵权调查和诉讼。
礼来是希望能够独霸胰岛素的市场，安进则是希望阻止赛诺菲的药物进入美国、西欧六国和日本的市场。
“法典”接了我们这个案子。
他说他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程序和法理上的问题，但问题却不仅仅只有程序和法理，希望我能理解。
我说这就够了，就算官司打不赢，也要把诉讼拖个20年，一直拖到对方专利期过去。
至于诺和诺德，我则是用建立四条仿制药产线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并且不顾一切地使用了降价策略。
“债权人”也帮了我的忙，当这家丹麦公司投资人信心不足时，他发动了场外人士，一起做空他们的股票，两三个月就让他们股票暴跌了44%。
最后，赛诺菲以及诺和诺德这两家公司都宣布了更换公司CEO的消息，而换上的新CEO都是“永恒”的人。
至此，我算是大获全胜。
两家公司新上任的CEO都来到了美国，说要和我谈谈。
我可不会和他们好好谈，所以他们刚下飞机就被CIA逮捕了，说他们涉嫌非法出口违规原料药和逃税。
我本来还想继续玩的，但“永恒”找到了我，说差不多就得了，再搞下去，今年投资生物制药的公司利润表都会很难看。
我把自己公司去年Q4和今年Q1的利润表都给了他，说我觉得挺好看的。
“永恒”表示拿我没辙，于是便又拿了几个企业给我，说如果我要收购的话，他可以帮忙。
这才对。
我瞄上的是一个温哥华的软件企业，一个深圳的机器人公司，还有埃因霍温一家我眼馋了很久的电子显微镜生产企业。
有了这些之后，我才能开始我的下一步计划。
虽然坐地卖药确实日进斗金，但也很无聊，有钱到了一定地步后，钱就真的只是数字而已了。
所以，在得到了这几个企业后，我立刻把我公司的技术骨干召集到了一起，宣布我们将斥巨资联合开发一款AI诊断软件和一款人体药物动力学模拟软件。
老的软件虽然挺不错，但作用还是太局限了，用它“堆积木”造出的药物分子，只能被模拟出一些简单的性质，比如分子的总能量、亲水性，以及官能团与固定靶点的结合情况等等，用于复杂环境以及更长的时间跨度的模拟都不合适。
就好像那个模拟风洞试验的软件一样，机体表面凸起的部分一多、尺寸一大，它就很难模拟出正确的湍流，结果就是取消了风洞实验后，美国新战斗机就一直难产。
当我提完我的新要求之后，这些技术骨干们纷纷表示了质疑，说我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一方面是如果只用于研究药物的话，应用场景有些窄，很难产生足够利润。另一方面就是监控设备上的桎梏，导致我们很难拥有更加精准的实验模拟结果。
我说后者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会优化传统的MRI造影诊断，将各类结果转为更加精确的参数，而不是只依赖医生的经验。
不仅如此，我还要求将过于用原子井捕获的各类离子碎片性质也录入进来，这样我们的软件模拟出的药物分子性质将无限于接近实物。
听了这话，软件工程师和我的生物学专家们嘀嘀咕咕、交头接耳了半天，然后表示他们被吓到了。
他们说，以我这个要求，他们恐怕难以满足，因为即便是以目前最好的电子设备，恐怕也没有办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计算量。
我说这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即将与费米实验室展开合作，它们将会为本公司提供量子计算机技术以支持所需的混沌计算。
各类离子处于不同环境下的性质参数也会由费米实验室提供，她甚至还会提供给我一个中子加速器，用于治疗癌症肿瘤。
【“这狐狸...终于还是藏不住。”】
生物的本质是化学，化学的本质是物理...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告诉我的员工们，我们公司正在翻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一页，只要我们能够完成这个模型，AI医院最后的技术障碍也就不复存在。
等我们的技术完成后，人们每天都可去AI医院，花10分钟时间给自己做一个全身体检，任何病变和异样都可以在这10分钟内检测出来，并且交由AI医生给出诊断结果。
一旦被发现出病症，他们马上就能得到一份极具个性化的用药和手术解决方案。
不管是大脑、肝、肾、心脏还是其它组织器官的病变，AI医生都能从自动化药房里面选出合适的组合药物方案，并且用软件模拟患者人体环境，给出药物生效和代谢的过程。
如果药物也解决不了，那就直接上中子加速器，从物理上直接去除病变器官和组织，然后再用干细胞技术制造出新的组织来，完成治疗。
这难道不伟大吗？
大家面面相觑了半天，然后问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项目需要的时间和金钱。
我说，我没有指望他们两三年内就做出有用的东西，这是项长期工程，但我有那个雄心、耐心和最重要的——资金。
考虑到我公司的市值，以及2026年Q2阿克索有望成为全球药物销售额排行榜第一的公司这个事实，我的这番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而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从现在开始研究。
有人小声嘀咕了几句，说希望这不要又是一个资本市场吸金的噱头。
他们以为我听不到。
第二百二十九章 整合科研团队
我的运气一向很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我想要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时，美国各大高校发生了一些财政上的困难。
我记得我说过，川宝上台后以“左翼活动”和“反鱿鱼”为名，削减了很多大学的科研预算，甚至包括G14的常春藤。
这些都只是借口，其实川宝这家伙除了自己的利益外，从来都没有什么信念和立场。
就算他制裁了“反鱿鱼”，也不代表他和我们一样不是人，因为他比我们更不像人。
他主要还是想要削减政府支出。
在美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光是社保和医疗支出就占了将近一半，其次就是国债利息和军费，分别也各占了13%左右。
利息是欠我们的，也是欠华尔街富豪们的，这是美国国本，所以川宝不敢在这方面动脑筋。
军费也是，川宝担心削减军费会动摇自己地位，动摇公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也不敢削减。
话说回来，在财政困难时优先削减军费的笨蛋，我好像就见过一个阿萨德·巴沙尔，连那个胖子都知道拿到援助后优先抚恤阵亡士兵。
所以川宝能够动脑筋节约成本的地方，一个就是社保和医疗支出，另一个就是各类杂七杂八的开支，再来就是想办法劝我们这些跨国企业将海外的资金拿回来。
社保和医疗的话，川宝已经在拼命节省开支，甚至打算推卸责任给社会来搞，要不是担心被选民攻击，他只怕早就干了。
海外利润也是，美国企业存在海外的各种利润粗略统计就高达三万亿美元，如果不算这些企业偷偷隐瞒的收入的话。
只要将这部分想办法拿回来并且征收20%的税，美国的财政赤字立刻就能解决很大一部分——只是川宝做不到这点，更别说他自己其实也是典型的跨国公司老板。
这两点都暂且不提，后面我会讲到我是怎么利用这些和川宝谈判的，我们现在只谈教育和科研支出。
很明显，教育和科研在川宝看来就属于那些“杂七杂八、不必要的支出”之一，在想钱想疯了的川宝眼中，这笔钱能省就省。
这对高校科研体系带来的影响简直就是灾难。
耶鲁和哈佛大学那种还好一点，除了有钱的校友会给它们捐款外，他们学校自己的基金会也有不少的收入，再说他们的学费也不便宜。
但某些只靠学费和政府拨款的大学就有些麻烦了，尤其是公立大学。
我的母校还算好，校友捐赠基金会在我的帮忙下，那几年的投资收益都达到了年化19%，甚至历史性地超过了耶鲁。
在我的提议下，麻省理工加大了对于本科生的生活援助，并且完成了90%学生在毕业时没有负债的伟大奇迹，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虽然很多学生入学时就很有钱，没钱的都不怎么能进得来（小声咕哝）。
咳咳...正因为我的母校将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拿去改善了学生生活和学费补贴，所以能用在科研上的资金也受到了影响。
兰格教授就和我抱怨说，学院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实验室有钱，经常有同僚跑过来和他“成立联合研究小组”——就是找他打秋风。
我倒是不介意那个，钱是王八蛋，没有了再赚，拿去科研总比交给学校修建什么橄榄球场要强。
每当我看到看台上一群营养过剩的胖子盯着场上那几十个需要休息的壮汉抢一个球，我就感觉浑身不适。
我对他说，现在我正好在做一个大大大大大项目，特别需要人手参与，不知道学校有多少个科研小组缺活干。
兰格教授笑出声，说人手多得是，像我这种自带干粮还出课题的金主，学校永远都不会嫌多。
就算我们学校没那么多人，不是还能和其它大学一起研究么，波士顿最不缺的就是大学和实验室了。
不过当我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和他一说后，兰格教授也变了脸色。
“那可真是个大大大大大项目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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