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割狂魔
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此时的痛点。
如果你们看历史书,就应该知道在07年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右翼势力迅速抬头的情况。
而2017年懂王第一次上台时,这种情况就有了加速的现象,等到2025年时,右翼的活动基本已经公开化、常态化、激进化了。
像是移民国家,比如美国、德国、英国、葡萄牙,还有荷兰,基本上都出现了大规模排外现象,民众上街举牌,甚至是直接针对移民的暴乱,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颇有点回到了20世纪初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这事的根源是“穷”,所以劳动力供大于求。
本来这些发达国家工作是足够的,那些老百姓拿着高薪工作,也乐意看到有穷移民进来干些洗盘子和扫厕所之类的工作。
变穷之后,原本那些比较“下三滥”的工作也开始变得炙手可热,那些当初一力引入的那些移民,现在也就不被需要了。
同样贸易问题也是,尽管老百姓都喜欢来自于全世界的便宜货,但前提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工作。
人类都是虚伪的,虽然根源在经济,但碍于政客不肯正视问题,而且反粹经过八十年时间后也成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所以大家都不敢直接表现出来。
于是反移民变成了宣泄口,毕竟移民进来的人不管是生活方式、文化,还是肤色,都和原住民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
但其实移民真不是主要问题,比如韩国和日本,就算移民不到人口3%,他们依然有理由借题发挥,并且在反华、恨老和厌童的魔怔之路上越走越远。
对人类社会这些现象,我们同胞尽管看乐子就好,他们人口快速增长了八十年,也是时候该减少一些了。
不过人类那些“精英”对此则是都有些忧虑。
他们忧虑的不是民众反移民,而是担心最后这把火会烧到自己。
哪怕他们已经在极力将社会纵向切割,鼓动一部分民众去反另一部分民众,转移民粹的注意力,并且严格把控舆论和社交平台的渠道,将矛盾留在基层。
不过问题是平民终究还是慢慢组织起来了,虽然组织的方式比较低劣,主要以排外、流言,甚至是零元购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或许最初只是权力阶级内部在倾轧,想要利用一下巴黎市民反对自己的政敌。
但当民众被组织起来后,后续的流向就会变得非常不可控。
别忘了,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可不止路易十六和他老婆,还有大批最初对此乐见其成的贵族。
虽说他们可以安慰自己,说民众缺乏武器和防弹衣,更没有重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但武器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掉头,对吧?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而他们最担心的也是这个。
哪怕他们已经逐渐开始放开麻醉药物的管制,并且指望基层民众能在叶子的熏陶下逐渐失去反抗意志和组织能力。
但权贵们突然又发现,他们的官僚体制随着民众基层涣散,组织能力也变得极度虚弱,以至于很难做出像样的应对。
比如加麻大,在放开了叶子之后,他们的公权力机构也开始介入叶子的生产和销售,并且指望它能像烟草一样,能够补贴国家财政。
但可笑的来了——他们的官僚机构过于拉跨,反而亏损了。
市场上那些私营的叶贩,他们可以将价格降到3.58加元每克依然有利可图的地步,但魁北克公营机构生产成本每克都有7.27加元,而且也不如私营的“够劲”,所以压根没办法和私营的竞争。
贩毒都能赔钱,真是太幽默了。这事据“圣·马太”说,他也是几千年都没见过。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说法,一旦出现类似的这种问题,私有化肯定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所以我对那些权贵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交给我的“无忧无虑”和“五彩缤纷”来解决呢?
我的情绪控制药物既便宜,效果又好,而且最关键的是还能够提高肉质的鲜美...当然最后这个我没说。
只要廉价发放给那些闹事的家伙们,每天一粒,他们就能沉溺于虚假的快乐中一整天,而成本还不到2美元。大规模生产后,我甚至有把握降到70美分一粒。
但如果放任那个人清醒地自由活动,那么他可能会去零元购,可能会去富人区行窃,还有可能参与有组织的街头示威活动,任何一项活动造成的损失都不会低于950美元。
2美元对950美元,这个帐谁都会算,对吧?当然更好的主意是丢进我的监狱,但这个不能放在明面上说。
不光是用在加麻大和美国,就是英国和德国,他们也可以把药物这块“外包”给我的公司来解决,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我自认为提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但人类政客当中也有一些拥有常识的家伙,虽然数量很少。
他们质疑我的公司已经很大了,不管是美容药、记忆药、抗癌药,还是新出的细菌检测剂、糖尿病药物,甚至是秃头药,都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而我公司的市值在破了两千亿后,几乎是没有任何停顿地便冲着四千亿飘了上去,丝毫看不到停止的迹象。
按道理说,这样的公司早就该进行拆分了,更别说还要把大量公营机构的工作分给我。
我的阿克索此时确实已经不算小,在并购了一家仿生材料公司、一家专业基因测序机器的生产公司、一家处理医用专业语料和多模态处理的AI公司,以及一个老牌药物经销商后,我的公司已经从产业上游直接贯穿到了下游,如果不动用公权力强制手段,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抑制它的发展。
对这些指控,我没办法回答。
不过我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允许政府入股,并且每年分红。
我说我可以接受新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至于叫“阿克索幸福”还是“阿克索福音”都无所谓。
总之,我可以接受从这个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分公司中拿出34%的股权,交由各国政府控股,我自己只保留32%的投票和分红权——甚至连一票否决权都没有,剩余的则由各路国际资本机构控股,并且接受监管。
我的阿克索母公司只负责提供药物,至于怎么分配、使用和销售都由这家新公司来处理。
这个是我和川宝早就谈好的,他说他确实需要这个,我就给他了。
这话一出,原本反对的声浪顿时就是一滞。
议员们嘈嘈杂杂,纷纷放下了自己的事情出去开小会,顺便向他们的金主汇报此事。
阿克索母公司的股价确实很诱人,甚至和阿卡索相关概念的股票也很诱人,不由得他们不动心。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在大盘震荡期间,资本都将我公司的股票视作“保险箱”,不断地在炒,就连只有4.5%利率的公司债都被“债权人”发行了二级债券。
见此情此景,川宝终于跳出来“领功”,说这是他的建议。
真是多亏了他,原本国会议员们还打算再多限制我一下,但川宝跳出来后,他们立刻声称监管可以,但不接受官方控股。
川宝大为光火,说英特尔公司已经为政府和私企合作之间创造了一个完美典范。
因为变年轻了,川宝吵起架来简直就是中气十足,要不是有人拦着,他大概就要直接动手了,毕竟他也是打过WWE的“伪·职业选手”。
不过议员们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为了金主的利益,他们坚决不肯退让半步。
趁着他们狗咬狗,我则是找了个地方,品尝拉菲娜调配的奶茶。反正我买了1亿美元的川普币,钱都付了。
川宝这人真够意思,拿钱就给办事,其实要说他有多关心政府入股多少,恐怕也未必。
最后,他还是争取到了15%的政府入股配额,我的持股倒是被提高了到了34,以示对我的“尊重”。
真的没有必要,只要我的药能够通行天下就足够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 小小逆流
那段时间,我的公司发展迅速,业绩方面可谓是日新月异。
但同样也是在那段时间,需要我做的事却很少,从股东到高管,从我的女人到同胞,他或者她们都说我需要低调一点。
理由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出的风头已经够多的了”。
我是个很听劝的人,于是那段时间我一边拜读各路科学家的前沿科技论文,一边读罗斯福、卡内基和“好人卡特”的自传。
当然,还有“效用价值理论”上发展出的现代经济学,以及“劳动价值理论”上发展出的政治经济学。
虽然上学时我已经学过这些,但在具体参与了社会事务后再来重读一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这些都是“圣·西门”推荐我读的,说这样能帮我理顺政体和工业发展之间的逻辑。
他说不管我将来想干什么,我都需要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社会运行的本质
其中罗斯福的传记对我启发很大,他的理念对我影响很深,尽管他美化了自己,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头老狐狸在刀尖上跳舞的伟大演出。
虽然罗斯福在很多政治问题上都说了谎,但他从来不避讳自己“说了谎”以及“我执行双重标准”这两个事实,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
卡内基也是实用主义者,但他说的谎太多了,而且说的“绝对正确的废话”也太多了,你很难从他的做法中看到他的真实意图。
只有卡特总桶不是,他的那本《我绝不会对你们说谎》我也看了。
结合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来看,这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些过分了,乃至于他居然会相信自己说的话。
他的自传实在是够枯燥的,几乎可以说它就是一本流水账日记,但我却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他把自己从政的经历都记录下来了,事无巨细。虽然枯燥,但胜在真实,而且几乎没有立场。
我可以从他们的传记中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兜售自己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相关的东西看着不重要,但却能让外人对我,以及我的公司抱有一种滤镜。
尽管我本人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越发成为了“偶像”,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全世界都理解...理解我的理念。
【“我猜他是想要说‘她’的理念。”
“那是什么?”
“你自己去他公司看看不就知道了?用琥珀雕成的‘企业信念’就挂在一楼大厅里,我都快看吐了。”
“真的?我没去过。”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米勒都这样了,他还在坚持读书,要是你们这帮小子也能勤奋点就好了,我就不用那么累了。”】
我有些后悔,应该趁卡特活着的时候就给他做个手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向他咨询一些东西了。
不过川宝也不差,我说过的,至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他真的不差。
新年伊始,欧洲那边终于对我的公司产品做出了反应。
结合着贸易战的延续,欧洲那边由丹麦的药企诺和诺德,以及法国的赛诺菲牵头,要求对我的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
我想这大概是我开发的糖尿病药物“苦尽甜来”冲击到了他们公司,因为这两家公司的主要销售业绩也是由抗糖尿病药提供的。
我的药物效果比他们好,还便宜将近一半,两个疗程就能彻底治愈,这对于天天要打胰岛素的患者来说,这笔节省下来的费用可能影响到他们终生。
如果药贩子选择从希腊走私,价格更是能达到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所以很多西欧患者都是趁周末飞去希腊买药,然后拿回国内医院去打的。
原本能吸血吸一辈子的慢性病,居然就被一款药用两个月就能治好,不怪他们炸毛。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花16亿美元收购了比利时的iTeos,并且把他们TIGIT靶点相关的技术也统统都收入了囊中。
人类对于TIGIT靶点的研究都走入了一个误区,我正好趁虚而入,开发出了新用法并写了论文、取得了专利,结果让那些花了上百亿美元却劳而无功的企业眼红了。
英国的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也想要参与进来,但他们很狡猾地选择先选择了观望,想要让欧盟企业先来探探我的底。
我最初没把这帮跳梁小丑当回事,直到英国一个记者偷偷潜入了我的监狱,把我们公司用囚犯试药的事捅出去了。
我非常恼火,当即便把琼斯叫了过来,臭骂了一顿。
我说我这个人一向很宽容,他日常在监狱里倒腾点私货、贪污一点好处、做点假账,或者调戏个女囚犯、玩玩办公室政治什么的,我都懒得管他。
稍微过火点的,比如逃税被发现的事,最后都还是我替他搞定的。
这些东西我都没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人无完人。又想让马儿跑,又不给它们吃草,这世上就没有这种事。
但前提是他得给我好好干活。
但一个记者千里迢迢从英国赶过来,卧底卧了四个月,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居然都知道了。
我监狱的保安和巡查难道都是摆设吗?还是说琼斯一向非常放心的“监狱包打听”和“管事犯”,都是瞎子?
出了这种事情后,消耗的可不仅仅只是我的光辉形象,以及公司的名誉,还有曾经为我们担保的那些媒体、政客,以及左翼人士,他们会怎么看我?
琼斯被我骂得连眼皮都不敢抬,拳头捏得紧紧的,说他一定会把这事查得水落石出。
卧底四个月就能查出那么多东西,肯定是有内部人士给了那个记者一些“方便”,或者心照不宣地通风报信了一些东西。
这种事情不会不留痕迹,只要查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我告诉他,查出来了也不代表这事就这么完了,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要有人为此而负责。
琼斯噗通一声跪下了,大概是误以为我要拿他顶缸。
我琢磨了一下,像这么一心贪钱又毫无道德感的人很少见,还又有监狱管理能力的就更少见。
我如果真把他干掉了,一时半会很难找到能顶上的新人不说,更关键的是,为我干脏活的被拿出去顶了缸,以后谁还放心给我干活呢?
于是我让他爬起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我要有人“付出代价”,并不是拿去给外界看的,外界我自有应对办法。
他需要操心的,是如何震慑住监狱里那帮人,是如何管好他那一亩三分地。
琼斯麻利地爬了起来,拍着胸脯说这事一定会有人付出代价,最后效果也一定会让我满意。
接下来,我宣布罚掉琼斯今年上半年的“优秀员工奖”,然后让他滚蛋。
琼斯是跑了,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是得多想想。
这事一旦处理不好,很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我公司的扩张之路也会走得非常不顺。
政治方面,我想我不用操心,因为欧盟首脑冯德莱恩就是美国养在欧洲的一条母犬。战略目标上无条件向美国看齐,经济利益上无压力向美国让渡。
这样的人,统战价值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她这种就算和法国小马一起去东大访问,都是人家坐专车,自己只配和随行人员一起坐机场大巴摆渡车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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