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割狂魔
我记得这些大学以前兰格教授也来过，这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于是我统统都答应了。
【“目前有邀请米勒去演讲或者讲课，而他又拒绝了的案例吗？”
“从来没有，他好为人师。”】
这其实挺不错的，当时我公司的规模只够我一年搞三四个月的科研，再多了也只能浪费，转化不成实物。
多余的这部分时间我一般用于享乐，或者开拓市场。
但市场总会开拓完的，人类的娱乐方式如果没有什么创意的话，光是搞银趴可不能长时间地维持住我的兴趣，我总要想办法花掉这些多余的时间。
所以我就在想，我可以利用这些事件多培养一些有志于从事探索真理的年轻人，这有助于整体进度的加快。
而到了预约的谈判时间后，我便和拉菲娜两个人来到了对方安排好的会议室内。
和欧美不太一样，这边的公权力十分强大，医院和医保体系都在对方的公务员控制之下，我很难通过市场手段倒逼他们的行政政策。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他们至今为止已经搞过了好几次医改，其中有些政策保留了下来，但也有很多改革都失败了。
我觉得只要我能利用这几点，生意其实并不难谈。
前提是我要切实地伪装好自己，假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东大那边的人对我很重视，和我单独议价的都是从医疗行业基层慢慢做上来的干部。
这些人很难缠，他们是都技术官僚，而不是单纯的政客，你很难在一些专业而敏感的问题上搪塞过去。
我哪怕绞尽脑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绕了过去，但这几个家伙居然趁着会议中间出了门，去找专家进行咨询，害得我有些尴尬。
我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托大了一点，应该把自己的团队也带来的。
事不宜迟，我干脆打电话回公司，也叫了一个7人的技术团队和12个人的营销团队过来，一起吵架，把一个我本来以为的“小会”开成了“大会”。
杨春起一开始还能在旁边说两句，不过很快这桌上就没了他说话的份，我想这应该有利于帮助我在合资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后来我还看到有官员把杨春起叫了出去，叮嘱了他好几个注意事项。
他们说是不会干涉私人企业运作，但又让他紧守几条红线。
杨这小子点头哈腰的样子看得我有些难受。
尽管我也发现了，东大这边的工业体系更加全面，劳动和教育成本都更低，效率也更高，但我后来始终都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挪到过东大。
还是美国好，公权力就应该是有钱人的擦鞋布。
我们不在乎政客和公务员贪婪，只要有一个渠道供我们把资本变现成权力，那么公权营运机构稍微腐败一点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如果这些营运机构都不自私了，那我们还怎么控制人类？
我对东大实在是有些警惕，而出于这种警惕，我最后只和他们谈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至于后续的投资部分，我只允诺了一个比较低的比例。
如果投资无法换成权力，那我干嘛还投资呢？
不过后来“永恒”和我说问题不大，毕竟东大的人也是人，而毫无私心和弱点的人类是不存在的。
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后来我就尝试着去拉拢过了一个关键位置的官员。
那官员相当清廉，价值观方面也有些油盐不进，但可惜的是他偏偏还是个大孝子。
虽然咱们同胞都很难理解“孝”是个什么概念，但并不妨碍我利用这点。
当那官员的母亲生了一场近乎是不治之症的重病后，我便提出把她带到美国一家专业医院处理，我会从世界范围内帮他请最好的医生。
当然了，这世界上没有我治不好的病，就算是死人我都能让他活过来。
等治好了之后...他就在他职务允许的范围内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也投桃报李，甚至他女儿出国读书都是我帮忙写的推荐信。
虽然后来他落马了，但你得承认“永恒”说得很对，只要是人，就不会没有弱点。
第二百一十一章 走神
把目光放回我们谈的采购协议本身。
公道地说，我们还是从协议中赚到了一些钱的，而且属于那种看不到上限在哪里的钱。
因为我一直坚决拒绝与对方的国有企业合资，所以对方退而求其次，要求我在东大设厂。
我同意了设厂的条件，但拒绝了他们监督生产过程的要求，因为我担心他们会窃取我的工艺专利
我还和他们说，日本人就没有类似条款，没有道理和我搞这套“市场换技术”的玩意。
当然这话我说早了，因为后来日本人派了商业间谍到我的公司里...“不叫的狗才咬人”，这是真的。
但卫健委的人说，很多大公司投标集采中标后，供给医院的药物药效会比市面上的要差，他们如果不监管的话，他们担心我也会这么做。
我心说价格不同、质量也不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看他们一脸认真地提出这些问题的样子，我觉得在文化隔阂这方面，我确实还有必要再多了解一些。
就好像杨春起，我早就想吐槽他了，长着一副从来没有被欺负过的脸，很多常识性的、不问自明的东西，他还需要特意去思考一阵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保护得太好，忘了这世界到底本来是什么样子的。
总之，这是一个很少见的谈判对手。
于是我很直白地和他们说了，提供给集采的药物肯定会和市面上的不一样。
诚然，或许市面上药的药效会好30%左右，但那是我们药商考虑到了市场因素，比如销售环节和包装环节，还有给下游销售商的利润。
但医院药房采购的话，我们将以“成本”为第一考量。
当然了，即便是便宜的药，病也肯定是能治的，我们不会刻意去降低药效。
因为往药片或者药剂里面加乱七八糟的、降低药效的东西，那也是会提高成本的。
就好像不会有人往切糕里掺水银、用高分子材料做假鸡蛋，或者做什么塑料大米来冒充大米一样。
因为塑料颗粒价格比五常大米还高，水银也比切糕要贵，高分子聚合物也比鸡蛋要贵，没有商人会脑残到把黄金当黄铜卖。
类似的话，我相信之前我们美国和中国的同行都和他们讲过，医保局和卫健委这些人也都是从基层爬上来的，我不用解释得太明白。
相反，如果我想要提高药物的药效，那才是一分钱一分货。
就好像火锅城里东来顺用两岁羊尾做的肉卷，不可能和并夕夕上那些用鸭肉和羊油压出来的“羊肉卷”卖一个价格。
他们笑着表示了理解，说他们想听的就是这个。
随后，他们便要求把“保证单位药效”的相关条款写进协议里，我这才发现我好像被套了。
但不要紧，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他们压了我不少价格，但我反过来要求他们也将最低一次性采购量也写进协议里。
你们懂的，我准备倾销，我要让我的竞争对手们都无利可图。
他们皱着眉头答应了，不过约翰逊先生却突然又加了个码，说要求他们禁止医院将药物卖到市面上去。
我有些不太高兴，因为我其实并不想阻止他们这么干。
比尔·盖茨和我说过，当年他们公司推广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高价卖给企业客户，然后对盗版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视而不见的策略。
结果就是微软的系统软件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在XP时代一度达到85%，Linux这种免费开源的东西差点就被他搞死。
所以我不介意有人从医院偷卖药出去，等大家都习惯了用阿克索制药的产品，医生在遇到疑难杂症时也习惯了翻我们公司的药单后，那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
我觉得约翰逊先生完全就是多此一举，但我也知道他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所以就没说什么。
约翰逊先生做的功课比我更多，他说现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几乎已经看不到进口药了，辉瑞和礼来这些同行都反映过类似的情况。
东大刚刚对医保支付进行了改革，推行疾病诊断相关组和病种分值的付费制度。
一个病种，医保只会支付固定的费用，公立医院如果用价格更贵的进口药导致患者总费用超额了，那医保是不会支付的，亏损只能由医院自己承担。
所以公立医院基本上不会开药效更好的进口药，哪怕进口药效果更好，因为他们生怕医保超标。
我们公司的抗癌药目前算是独一份，暂且不用担心出现仿制品，但其它药物就不一样了。虽然我研发的药是最好的，但同一种病总有更便宜的药去治。
约翰逊先生说我们为了进集采已经牺牲了大量的利益，但如果他们采购了我们的药后却放任这些药从医院外流，那我们公司损失的将是一笔巨大的利益。
这些谈判的官员们终于不笑了，他们问我们是否有什么解决方案。
约翰逊先生早有准备，他拿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对我们公司在东大生产的药物进行补贴，二则是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和销售部门，数据对我的公司进行开放。
我顿时发现约翰逊先生真是个好人，我先前错怪他了。
补贴不补贴的其实无所谓，我对钱没有兴趣。
但这个数据共享...我决定把它加到和所有国家医保系统的谈判条款里，而且要重点提出。
东大的人说这不可能，因为他们医生人手已经很紧张了，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做这种事。
这话倒是真的，并不完全是在推脱。
因为东大医生人手确实很紧张，医生密度只比日本强点有限，都沦落到和我们美国差不多了，这还是当时那两年才达到的，可见确实不怎么样。
话说回来，好像全世界都有医生人手紧张的问题。
这个职业因为涉及到人命关系，工作压力大，需要的专业知识还多，学习时间长、成本高，但因为福利国家又因为分配关系，不能让这个行业的人收入过高，所以愿意从事医疗专业的人也就特别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走了神，开始思考起了公司个人股东说过的“AI医院”。
多棒啊，如果我能自己开一家医院，只用我自己的药，那还不是多少处方都能自己开吗？
而且说不定各国政府都会赞同，因为医生人手短缺也确实是现状。
唯一的麻烦就是各国医生工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别看他们嘴上天天喊着从医累、收入低，但要是用AI来帮他们分担一下，那他们肯定是不乐意的。
尤其是韩国，那里连医校扩招都会引起举国医生罢工，真是个奇怪的国家。
谈判时居然走了神，现在想想看也只能说“真不愧是我”。
约翰逊先生要是知道在他唇枪舌剑时，他的老板居然在这时候走神，只怕会想要递交辞呈吧？
谈判一时半会僵住了，于是我们的谈判对手便趁中间时请我们公司的人吃饭。
正如约翰逊先生说的那样，这几年辉瑞之类的外国公司都在逐步退出东大，我这种主动上门的公司很少见，所以他们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我只是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我喜欢吃烤鸭...那种高温烘烤的东西我其实一点都不感冒。
反倒是“佛跳墙”比较对我的口味，他们处理鲍鱼、海参、石斑鱼和明虾的方法也还不错，但他们做的生蚝和金枪鱼实在是太糟糕了。
我在那里吃了四天，我强烈推荐一家名叫“程府宴”的餐厅，其次就是钓鱼台国宾馆，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去尝尝。
第二百一十二章 创新才是力量
正如我说的，最后协议达成时已经是四天之后的事情。
关于数据共享这方面，东大的人表现得非常警惕，千方百计地想要弄明白我的目的。
这都要怪“瘟疫”那些前辈，他们搞了个不同人种的基因测序计划，想要开发出单独针对某个人种、某种民族的病毒。
但美国那些政客嘴上没有把门的，把事情说出去了，还当成了功绩。
前人挖坑，后人遭殃，我这也算是代同胞受过。
我只能解释，说我只是为了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大数据建模。
然后他们提出，数据全部都要经过他们审核后再给我，我想了一下后就同意了。
另外就是本地生产的补贴也谈了下来。
我和他们说好，药的一线使用量——也就是医生开处方的量越多，我要的补贴就越少。
这点他们也同意了，并且开了一个长长的药物清单，上面满是第一批采购的药物数量。
这个订单看得杨春起十分眼馋，不过他应该知道，在合资公司建起来之前，这些药物都要从美国进口。
想要从中分杯羹，他得尽快建起新工厂才行。
给他点动力，让他好好操心一下。
等到合同谈下来后，我又和杨春起回了津门，拿着合同考察了几个所谓的生物基地和高新科技基地。
杨说他在西青有关系，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滨海新区，因为这里政策更好。
而且我正好赶上他们房地产小崩，所以地皮和办公楼的价格都很便宜，我就干脆买了下来。
仔细算了一下后，我发现马斯克喜欢在异国他乡建工厂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水电价格也很便宜，更别说基本上所有原料药这里都能找到，甚至是一些比较偏门的助剂都有医用纯度级别的厂家，毕竟巴斯夫、拜尔和陶氏这些公司都在东大有生产基地。
虽然原料药厂家大多遍布全国，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铁路和公路网都分布得比较广，物流价格极低。
在滨海新区，不管是通过火车、大货车，或者是海运，平均物流成本只有美国的45%到50%，更别提节省下来的时间。
生物城的物流找到了我，给了我一个很优惠的总包价格，说因为周围都是相关产业集群的关系，走量还能便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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